林兆源
在刚读书的时候,我结识了一位盲人朋友,我们的友情伴随我读完了小学和初中。
盲人名叫李毅,我称他毅叔。毅叔拉得一手好二胡,每当他给人算命的时候,总是先拉一段曲子。悠扬的二胡声把我迷住了,我也很想学拉二胡,于是做了毅叔的徒弟,一有空就帮他做家务,如扫地挑水等。放假的时候,我用一根棍子拉着毅叔走乡串户给人家算命。毅叔也很乐意教我拉二胡,刚开始我拿起他的二胡拉出的声音很难听,别人都说像是拉牛车。不管别人怎么说,一有空我抱起二胡就拉。毅叔见我好学勤奋,就帮我做了一把二胡,他叫我先找来一只竹筒,在竹筒的侧边钻了一个洞,洞里插上一根圆棍做胡杆,胡杆上装两根轴子,竹筒的一端蒙上一层青蛙皮,再找来胶线做二胡的弦线,最后配上一支用马尾毛做的弓。二胡就这样做好了,试拉一下,音色蛮好的。终于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二胡,我欢喜得不得了。这把二胡一直伴随我读完小学。我也成了乡下的第二个二胡好手。
读初中了,我还经常去看望毅叔,向他请教拉二胡的技艺。在他的耐心指导下,我的二胡拉得越来越像模像样。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,毅叔由于患病不幸谢世。去世之前,他把伴随一生的二胡送给了我。我望着那把二胡,不禁失声痛哭。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常常用这把二胡拉奏悲壮的《江河水》,怀念这位盲人朋友。
初中毕业后,我带着毅叔送的二胡到城里读高中。学校宿舍里,经常传出二胡声,我用二胡叙述童年,怀念往事,寄托对毅叔的思念之情。还未读完高中一年级,那场运动就来了,这是我们迎来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:写大字报、批斗封资修、上街游行、宣传演戏等等代替了每天的上课。因为我会拉二胡,被吸收到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。宣传队每天排练样板戏,还经常到处演出。我的二胡经常拉京剧京腔,并且拉得很纯熟。悠扬的二胡琴音,伴随着我走过那段特别的岁月。
那场运动过后,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,我踏上了新的人生路。这把二胡又成了我的最好伴侣。在农场连队接受再教育的日子很辛苦,白天紧张劳动,晚上又要参加政治学习,身体已十分疲倦了,但这时我还是要拉一下二胡,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绪,也为这个边远偏僻的地方增添一点生气。节日放假的时候,几个知青跑到山上,聚集在橡胶树下,一些人拉,一些人弹,一些人唱,自娱自乐地度过无聊的假日。那个年代,农场的文娱文化生活很贫乏,一个月里农场的场部只放一场电影。每当放电影的那天,很多边远连队的职工早早收工后就成群结队地往场部赶,邻近场部的连队的人早就用各种各样的凳子占据了位子。场部附近的农民也来了,放映前人们大声谈论、喧哗,小孩追逐嬉戏,这天晚上场部比赶集还热闹。电影散场时,虽然夜很深了,但是人们仍久久不愿离去,最后像退潮的潮水一样慢慢地向四面八方散去,同时期盼着下个月这一天的到来……
在连队里虽然没有什么娱乐生活,但欣慰的是,我们连队知青排练的革命样板戏《白毛女》到场部演出时荣获一等奖。《白毛女》也就成了我们在连队的保留节目,连队营地经常传出剧中“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”悲伤的旋律。记得那年临近春节,上级号召我们要与传统进行决裂:不准回家过年,留在连队里过革命化的春节。于是所有的知青都留下了。年三十晚上,我用二胡拉奏起:北风吹吹,雪花飘飘,年来到了……连队里所有的知青都不约而同地唱起《白毛女》。正是由于我拉二胡而引发了知青的合唱。当天晚上我被驻连队的工宣队叫去问话了,并且收缴了我的二胡,理由是引发了知识青年思想的波动,造成了连队情绪的不安定……那以后,一段时间里连队再也没听到二胡声,这个边远偏僻的地方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静。
经过一年的锻炼和再教育,我被调到农场的中学当了一名老师。我的二胡又派上用场了。课余时间,我和同学们配奏唱歌或排演文艺节目。在我的提议下,学校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。宣传队经过几次演出后得到了场部的重视,场部建议我们到下面的连队巡回演出,并且还为我们专门配备了一台东风汽车,供晚上演出之用,从此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就活跃在农场的每一个连队。每到一个连队,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。连队的男女老少和附近的农民,把连队晒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,我们精彩的演出博得了阵阵的喝彩。每一场演出,我都有一个保留节目,就是二胡独奏。“奔驰在千里草原上”: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草原上,万马奔腾,风驰电掣,马蹄哒哒……马头琴响起,牧民载歌载舞欢庆……我用二胡尽情地演绎着草原的风情,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。演出后连队招待我们吃鸡粥,经过紧张的演出后,夜粥吃得特别香甜。
十年后,我又带着二胡走进了大学校园。大学毕业后,二胡继续伴随着我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,我用二胡描绘自己的人生足迹,我用二胡演奏生活的悲欢离合。我爱二胡,因为琴弦上流淌着我的人生岁月。
来源:阳江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