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星灿
在我们谈论珠海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呢?
是半城山海,千里云天?是长日无尽的盛夏,葳蕤如林的灯火?还是蜿蜒迤逦的海岸,飞鸟盘桓的岛屿?又或者是横亘汪洋的长桥,通江达海的港口?
似乎,我们谈论珠海时,总绕不开关于美的修辞,因为它的美如此直观、爽利、坦率,简直风驰电掣、扑面而来。但是,珠海之美,固然在山海间,在天地间,又何尝不在风土、人情、流俗间?而在物色摇曳的背后,珠海的人间世情或许更值得书写。
珠海,坐落在南海之滨,这本是一爿不甚廓落的天地,但从北宋开始,来自东、西、南、北的移民便迁居至此。不同的风云变幻、因缘际会汇集于此,使得该地颇有些“五方杂厝”的意味。此后,蚝镜澳开埠,番舶夷船麇集香山海域,它们或溯流而上、北通中原,或扬帆而下、直抵南洋,香山更成为贯通东西、华洋共存之处,也在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中占据显要位置。是地理的契机,或许是历史的选择,在往后时代,香山逐渐蕴育出通变、机巧、果毅的气度。
南宋建炎年间,南雄珠玑巷人迁徙香山,因珠江口岸河流广布、海湾众多,他们便浮舟泛宅、沿岸而居,此后世代逐水而生,被称为疍民。《说文》曾云,“蜑”(通“疍”)即“南方夷也”,也就是未开化、未驯化的蛮夷。但时移事易,在混杂多元、山海比邻的香山,流寓至此的疍民早已学会因时制宜、顺势而为。他们追逐浪花、出没风波,结网打渔、操舟来回,塑造出达观知命、尚勇通变的精神。清人李桦的《南河泛舟》就描摹了香山水上人家逐水草而居,自有一番天地的诗意图景:“水藻牵风漾浅沙,芦苇深处有人家。长堤晒网张渔具,密竹编篱种槿花。”而人类学家张寿棋更是收集斗门县的疍民歌谣,勾勒了黄金渔港疍民们的聪慧、狡黠与灵动,譬如歌谣《动物问答》就是一例:“(问)什么出世无脚踭?什么出海唔会返?什么无衣能抵冷?什么无脚住在田中间?(答)黄牛出世无脚踭。禾虫出海唔会返。田鸡无衣能抵冷。田螺无脚住在田中间。”
不仅如此,珠江水道蜿蜒密布,江河湖海连成一片,香山疍民除了在细流浅滩游走外,也奔赴大江大海。晚清时季,香山疍民在珠江口岸纵横驰骋,蔚为风尚,甚至有落草为寇者,龙盘虎踞、时隐时现,往来珠江水域的西人听之无不色变。而有趣的是,疍家人穿梭于帝国的边缘与毗邻的殖民情境,反倒因其漂流不居、四海为家的特性,模糊了帝国、故乡、我族的地理和心理疆域,从而呈现出因势利导、便宜行事的机动性与灵活性。这种戏剧性的跨界,也“以身试法”地商榷了“华夷之辩”,更呼应了百年后顾颉刚的观念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。
如果说香山的江河湖海,给予疍民灵动、机敏与通变,那么其丰饶的商贾文化,则给予香山人另一重思维模式,那就是尊重协作、大而化之。
汉学家费正清曾有一个现在看来不甚正确的观念:中国长久以来是停滞的、静止的,唯有在西方冲击下,才不得已作出种种回应。他将这种模式称为“冲击-回应”。其实,若考察晚清时季的香山文化,便可发现这一观念值得商榷。嘉庆年间,前山寨(现珠海前山水道、十字门水道等地)成为进出内河、深入腹地的重要关隘,而来自中国、葡国、英国、南洋等地的商贩汇集于此,各色人种、语言、观念摩肩擦踵,香山人提前进入“现代时刻”。而所谓的“西方冲击”,在香山人看来,是一种日常、一种此在、一种俯拾皆是的流俗,他们与西人谈合作、论贸易、攀关系,也作为随从、杂役、翻译(尤其是为传教士)、买办穿针引线、往来沟通。在晚清帝国的余晖中,香山人频出异质文化,坦然接受风气变迁,使得所谓的“冲击”或“危机”,变得稀松平常、举重若轻。
更饶有趣味的是,面对西方情境,北方士人难免如临大敌、如鲠在喉,但居于斯、长于斯的香山人反倒有一种淡然处之、大而化之的心态。他们对西洋文明多好奇、少阻遏,多怀柔、少否定,重实用、少虚文,看见差异,并尽量弥合间距。很显然,这种大而化之的情感是香山的混杂语境塑造而成的,毕竟此地的汉人、西人分享着同一片天空、同一片海洋。甚至并非香山人的丘逢甲,在途经珠海、澳门时,也写下诗句“春风吹化华夷界,真是葡萄属汉家”。在他笔下,珠澳不分彼此,华夷没有差别,虽是殖民者的葡萄牙也要在香山文化的熏染浸淫下归化汉家。
孔子有云:“浅者流行,深者不测,似智;其赴百仞之谷不疑,似勇。”深受珠江水域与南中国海滋养而成的香山以及这里的人们,恰如孔子所言,有大智慧、大勇气。而如今,往昔匆匆过矣,珠海在继承香山文化时,更进一步拓展了海纳百川的一面,在张开怀抱,欢迎八方志士的同时,也凸显出大决心、大气魄。
胡星灿 文学博士,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(珠海)副教授,“华文文学教研室”主任,研究方向为华文文学、文化及理论研究。曾在《文学评论》《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》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。
来源:珠海特区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