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习文
陈琳藩先生的《咸和吟馆诗话》，付梓前快读一过，三十余篇诗话，议论翻飞，持论正直，可谓是骚坛不可多得的清刚之音。
此书多涉及岭南、特别是岭东诗坛的创作，读来倍感亲切。作者是有心人，对诗坛前辈如郭笃士、蔡起贤、杨方笙等老先生的言行掌故，多有收集。中国诗歌的创作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人的传承。作者在为翁万达、薛侃、陈龙庆、蔡竹铭等前贤的诗作所做的评论中，也谈到的诗词创作问题，显示出他同是创作者的经验与甘苦。《“诗穷而后工”之我见》《诗词何曾死过》《诗的真实》《诗人应懂点“小学”》《诗韵杂议》《避无可避是孤平》等篇，均为针对当下诗坛创作而发，言之有物，深中其弊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他富有中国传统诗词的理论素养，故下笔精到，不作空泛之语，对于诗歌创作者来说，这些文章都是切实可行的经验之谈。他对当今诗坛创作中的弊端的批评，如与“诗词大会”的商榷，都显示出其人尚直的一面，无疑这种率真率直于诗歌创作、于世道人心都是极难能可贵的。
读《咸和吟馆诗话》，又不能不想到诗话这种体裁及其悠久的历史。中国是诗歌大国。自先秦起，便产生了优秀灿烂的诗篇《诗三百》，历代诞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。诗歌与诗人，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民族特出的竞争力之一。同样地，中国也诞生了大量的论诗著述，即后世所谓诗话，诗评家独树一帜，论诗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，共生共存，相互影响，相互发展。中国的论诗传统也源远流长，一直以来充当着诗歌发展的吹鼓手、辑佚者，也往往是严苛的审阅者，毫不留情的批判者。唐代是诗歌创作旺盛的时代，如关于王之涣的“旗亭画壁”，即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风流文采掌故，这也是诗话的核心内容。诗话，历代均有经典作品，至清代，清人之诗总诗歌之大成，诗话亦蔚为大观。《历代诗话》辑录了南朝至明代的诗话作品二十余种，而有的诗人本身就是诗评家，像清代著名诗人袁枚、洪亮吉，晚清民国的梁启超等，均有诗话作品传世，这些作品，与其诗歌创作一样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系统的传统，即是品评诗歌，定其高下，臧否诗人，亦定其高下。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方法，重视创作技巧手法，重视题材，更重视人品人格高下。而留心好诗，特别是不出名的诗人之作，这也是诗话的一大功能，历史上不少无名诗人的佳作，因之得以流传。这不能不归功于诗话的辑佚功能。正因为诗话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，故凡创作者，无不留意诗话，颇有以“他者的眼光”来看其创作之意。创作诗歌很难不与诗话发生关系，诗话是一个评论的公共平台，诗人无论主动被动都会参与，更重要的是，诗话更提供了诗歌创作中好坏的标准，提供了诸多经典案例，分析（也是分享）了诗歌传统中经典作品的创作和价值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诗话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，推动诗歌的创作与发展。
《咸和吟馆诗话》与传统意义上的诗话作品，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。既有诗坛掌故，又有创作心得，尤其是对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些缺点、可探讨之处，直率无忌，深中肯綮。可以说，这是新时代一部值得重视的诗话作品，因为它直接反映的是当下的诗歌创作的状态。如果说与前人诗话有明显不同的话，当属语言。在过去封建时代，文言文写作是主流，即使到了晚清民国，语体文（白话文）流行，诗话创作仍须使用文言文（或浅近的文言文），一方面这种语言好看、好读、得体，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诗歌本身是文言中之精华有关，非如此行文，不能表达出诗歌的精髓。这样看来，《咸和吟馆诗话》使用的是白话文，可谓是改头换面，但置身于经典作品“百家讲坛”的时代，以白话文赏析诗歌，又是不得不尔的举措。就时代而言，格律诗已是旧时语境，对这种古典作品亦当采用与时俱进的方法。《咸和吟馆诗话》的写作方式，与其说是接地气，不如说也是一种新时代的潮流。
潮汕向少“诗话”成书，据管窥所及，有清代潮阳张国栋之《井天诗话》及近人杨少山杂记诸社友文字成《北阁诗话初篇》。然张、杨二书俱散佚不可见。当代作者亦仅寥寥数家而已。陈琳藩先生此集的出版，为潮汕诗话再添一抹浓彩，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来源：汕头日报